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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转载)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三省居士按:沙老是鄙人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崇拜的一位作家,他的文章在幽默中带有哲理,他的剧作在讽刺中给人沉思,他的日记在平凡中给人启示。最近,鄙人看到了沙老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为之感动,为之动容,像沙老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希望大家能够在沙老的精彩演讲中感悟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

——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200952日于北京

沙叶新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411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在讲台上,她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帐!”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

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

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

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1976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20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但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

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1925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如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 1994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30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了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和决策者的局限性,当领导人日理万机时,就要依靠制度化的办法去克服他们认识的局限性,扩大民智,寻求良策,并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在极权国家,这种制度化的办法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这类国家里,大多数权力者的本来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获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的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50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惟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200952日于北京

2月6日

(授權轉載)妈妈的手 / 萧瀚

三省居士按:讀完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先生的文章,獨在異鄉的敝人不禁思念起父親母親奶奶和外婆,思念起每一個關心我的家人。感動於蕭教授的文章並且希望更多身邊的兄弟姐妹朋友能夠多花時間來愛自己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親人,所以特地與蕭教授聯系希望轉載此文,蕭教授很快就回復於我:嗯,可以吧,注明出处,写明是我授权并且不允许其他人转载即可。。。谢谢!也祝福您的妈妈!在此,感謝蕭教授的同意轉載以及來自蕭教授的祝福,敝人在此亦衷心地祝福蕭教授家人並向蕭教授家人問好。希望各位朋友讀過此文後能夠多多關心你們的家人,多多陪伴你們的家人。因為只有他們是永遠只知道付出而不求任何回報。當然還有一點希望各位朋友們配合,那就是此文未經過蕭瀚教授允許,不得轉載。

 

本文得到作者授权转载,其他人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雲邊居士按:

 

这是一篇献给妈妈的文章,也是献给普天下所有妈妈的文章。也许很多人都获得过跟我一样的母愛,所以希望能给这篇文章一点安静——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删贴,如果拙作还能提醒一些朋友给自己的妈妈更多的拥抱,更多的愛,那本文的另一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妈妈的手

 

萧瀚

 

余生也晚——是妈妈生的嘛,记事更晚,没见过妈妈那双据说很漂亮的手,爸爸自然见过,他说很白很润,像玉一般剔透,还很小巧——这你看得见啊,不过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的手好像从来就不漂亮,枯槁晦暗的手背,见不到血管,朦胧浑浊,干涩、苍老,现在更是像干树皮一样,粗糙、皲裂,到了冬天,拇指、食指和中指、无名指的指尖上还贴了药胶,这些原本白色的药胶会逐渐变得黯淡,乃至灰黑,于是又换上新的……反正怎么也无法联想到如玉般白润剔透。

 

每次拉着妈妈的手,我心里都有一种悸动,几乎奔涌而出,如泪水一般,汩汩滔滔,我不能相信自己握着的是一只手,更像是一把缺了橡皮套、长满铁锈的钳子,或者一双建筑工地上的工用手套,没有半点的温婉柔润,可我知道妈妈的手就是这样的。记得有一年,我买了一个戒指给妈妈,她很喜欢,戴上以后,妈妈把手伸远了,眯着眼细细看了看说:“这戒指放着看看就行了,做生活的手戴,弗相称。”——是的,反差太大,确实不好看。

 

妈妈说我小时候她没怎么抱过我——太忙了,分不开身,看来我染上拥抱饥渴症,还是幼儿时代落下的病^_^。是的,以前的中国妈妈们似乎都不太习惯拥抱孩子,她们的手主要在家事上了,抱住的是整个家。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我能想起的妈妈的手,好像都是在做饭、洗衣服、订纽扣、缝被子、打扫卫生,还有递给我们钱,给我寄东西,偶尔睡觉前翻翻书,没几分钟她就睡着了,也会想起她试穿衣服时那双抓着衣服贴在胸前的手,那时候她容光焕发,笑得格外灿烂……

 

记性不好,我只有一些零乱散片的记忆。

 

每次我回家前多天,妈妈就开始操心,买这买那忙碌开了,电话里不停地问喜欢吃什么,永远乐此不疲地重复一个问题:“你中意吃什个?”总之,在我回家之前一周,她似乎已经准备了可以给我吃一辈子的东西——加上弟弟的就可能是两辈子。回家一进门,放下行李,我会给妈妈一个紧紧的拥抱,几年前,妈妈还不习惯,现在习惯了,并且喜欢——在这个不会拥抱的民族里做个妈妈,便有太多的别扭。然后她立刻围上围裙,去厨房做饭,自然又是放了香菇、肉丁、冬笋、青菜、金针菜……各种好吃东西的一大碗炒年糕,我是个每天吃年糕都不会腻的人,妈妈问我想吃什么,就一定是炒年糕。接下来直到我回北京之前,她那双苍老得如耄耋老者的手,会尽其所能地为我做出各种饭菜,她说北京啥好吃的都没有,我说有的是啊——那只不过是安慰她,她看不上,我也没怎么看上。有时候我应酬多,没法在家吃饭(我一点都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妈妈很失望,比我还失望,有时难免吃醋:“你是我生的,转来一次常在外面。”我无言以对,只有爸爸笑话她看不开。以我本性,更愿意呆家里哪儿都不去,看看书,写写文章,跟爸妈弟弟聊聊天,或者家人一起到处去游玩,拍各处风景照片,山水之间给他们讲笑话。可是,拒绝应酬显然不可能。

 

大学时,每次寒假结束回校都要坐早班长途汽车,天还没亮,周遭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只有厨房的40瓦白炽灯亮着,妈妈做年糕,端上那碗热气腾腾的年糕,她就解了围裙,坐在红圆桌子对面看着我吃饭,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看着,有几次甚至什么表情也没有,怔怔地几乎有点失神地看着我。每当这时候,我总是埋头吃饭,不敢抬眼看她,生怕看到她眼神里那些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的东西,这种回避成了习惯,到现在也改不了。吃完饭,到爸爸床边——那么早他都还没起床呢,至今还是个睡懒觉的读书人——我想这意味着他的长寿,蹲下来跟他说一声要回学校了,这时候妈妈就默默地站在门边上,手里拿着我的背包,一句话也没有,还是有点失神地看着我,接着我要走了,妈妈忙不迭地打开门,踮起脚,把背包的带子挂在我脖子上,我很快地跨出门口,她站在台阶上,手里已经拿了一盏小手电,高举着,照亮我的去路,幽光如水,浑浊而静穆,我能感觉到身后的目光,还有那双不再年轻美丽的手。在长路的拐角处,我偷看一眼来路,遥远的那个小亮点还在放光,这时我只能想象妈妈高举的手。于是,我就这样从妈妈的视野里消失不见,她从来不会到车站送我,在家里可能会好受些的,我想。

 

妈妈劳碌,不过有了她这双手,似乎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二十几年前,我们家盖房子,也是妈妈那双不再漂亮的手和爸爸一起垒出来的,她说自己像燕子啄泥垒窝一样盖起了房子。

 

妈妈勤快而倔犟,认定的事一定要做,不记得她的手什么时候闲过。记得有次过年,那时候还住在天台二中,年前连续数天都是阴雨夹雪,妈妈的习惯是过年前要把脏的被子衣服都洗掉,下雨下雪也要洗,她有句口头禅:“落雪落铁也要洗。”——这时候我就不好意思不洗带鱼了,虽然小手冻得僵硬,剪刀都拿不住。洗衣服的地方在户外,天空阴霾寒冷,水槽上飘着雪花带雨,自来水冷得像皮鞭,浸湿了的衣服放在一边,不到两分钟就冻住,但是妈妈的手没冻住,手背明显有点发紫,贴着药胶的手指头在闪动,打肥皂、刷衣服、拧干、抖散,利落、灵活、有力地来回于水槽和洗衣石板之间……年前她总是要洗完衣服被子的,谁也劝不住,包括老天。

 

妈妈手巧,她做的饭,我总觉得特别好吃。家乡的那些地方小吃,家家都做,妈妈做得特别好。有一年一位朋友的孩子上我家做客,把那碗腌莴笋吃了大半,他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一些朋友就喜欢上我家吃饭,天台特产饺饼筒,每年每家每户都做,不少朋友吃过我妈做的,便留了念想,至今还常有提起的——在别人家吃两条饺饼筒的,在我家可能就吃三条,当然不是因为个头小。在家的时候,看妈妈做饭是一件开心事,她一边切东西,我一边跟她说笑话——她最愛听我说笑话,有时候请客,她做一桌子菜,客人们都说好吃,还有问某些菜怎么做的,她就低垂了眼帘,腼腆地看着菜盘,笑说道:“我都乱做的。”这时我就会开玩笑说:“乱做都这么好吃,要好好做那还了得。”她就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喜欢吃她做的饭,她很开心。做饭时不小心伤了手,她就一边笑着贴创口贴,一边自嘲:“欠油,再切点肉。”

 

妈妈的手慷慨。记得小时候,常有安徽过来的灾民,沿路乞讨到了天台,在我们家门口,无论什么样的乞丐,只要敲门,妈妈都会给他们吃的、穿的,还有零钱,遇到老人还请他们进来坐坐。施舍不是美德,只是施舍,但妈妈不施舍,她给人东西的时候,没有一点点不平等的居高临下,常一边给饭一边说:“阿呐,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罪过相。”眼神里、话音里满是怜悯和愧意——仿佛她不能更多地帮助是个罪过。记得小时候有回我上街买东西,结果在街上把钱给了一个乞丐,东西没买成就回家了,一路上忐忑不安,毕竟家里那么困难,妈妈会不会不高兴啊,结果妈妈并没有抱怨,更没有骂我,重新给钱买东西,只说这回别再又给了别人。1988年夏天,爸爸上北京,在社科院学习,其间被两个冒充丢钱包的女孩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回家后说起,妈妈也没觉得可惜,只心疼爸爸,本来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的,回头她还叹息:“她们一定也是穷人,有钞票就不骗。”慷慨是她的天性,总是拿最好的给别人(主要当然是我爸),临了还没了她自己的。去年汶川地震,她去捐钱,电话里还跟我说,可惜没什么钞票,不然多捐点儿,可又怕被贪污了。

 

妈妈的手也很吝啬,不过只对她自己。她说过:“我是一分私房钱也没有的。”实际上妈妈管家,家里的钱都由她支配,爸爸并不管钱,但他的书癖大抵都是能满足的,倒是她很少添置衣服什么的,我给的钱,她也都花到家里了。尤其家里穷的时候,也就到衣服店里看看、摸摸衣服过瘾,回家艳羡地提起,本来也就是过个嘴瘾,爸爸就不由分说,一定要陪妈妈去买了来,妈妈不让,爸爸就不干,死活要买,还振振有词:“喜欢就买嘛,回头就没了。”妈妈拗不过——心里当是喜欢的,于是才买了。看惯了这样的婚姻,我总是极难理解那些为钱为房产吵架的夫妻,也几乎完全不能理解夫妻分财、各花各的家庭——连账号都不能合一,拥抱得再紧恐怕也是假的。

 

妈妈这双辛苦了一辈子的手,还在继续老去,那手掌更像残砖一样粗糙。它不再硬朗如初,多年的劳累使她的手不再健康,甚至颤抖。去年回家。一家人出去玩,遇到高低不平地的时候,我就拉妈妈一把,每次捉到她的手,心里都很感慨,只是家里人在一起的欢乐,会让这种原本也只是瞬间升起的酸楚,同样在一刹那间明灭消融,来不及细细体会,来不及在脑海里搜寻几幅她往昔艰辛的肖像,她自然也不可能注意到我的瞬息之感,依然兴致勃勃地听和说,看和笑。

 

就如每年回家甫一进门的拥抱,她是那么高兴,让我惶愧于长年不在她身边。年轻时候,我胸怀莫名的大志,急于要离开天台这小地方,以为离开那里就能实现各种理想,而今人到中年,才知道那种见不到头的平凡和创造,可能更符合我的本性,我想这就是妈妈给的——虽然她肯定没我说得动听。现在,每年回家去,我会找各种机会,牵住妈妈的手,小时候没拉够,现在中年了要多补些回来,尽管每次她都下意识地很快抽回去,但我想她心里定是愿意甚至喜欢的。

 

妈妈原本就有两双手,一双美之手,一双愛之手。我记不得小时候见过的那双美之手,如今,妈妈的手正如她自己,早已青春不再,这双很小很小的手,那上面皲裂的痕纹,仿佛电脑芯片蓄集了她这辈子的所有故事,见证了一家人的风霜雨雪、穷通贱达,还有我们谁也无法离开须臾的沫濡之愛。

 

2009年2月3日於追遠堂

8月28日

(转载)“三个至上”谁至上/贺卫方

“三个至上”谁至上

贺卫方

这篇文章或许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作者欢迎大家转载这篇文章,无需征得同意,注明出处即可。另外,我力求进行理性的论证,也希望网友们不要在跟帖中说太情绪化的话。老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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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文化下的话语风格,是否讲求逻辑也许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分别。唐德刚先生曾经分析我们的思想史,其中不讲逻辑的特征被他归因于“东西两方对‘法’的观念不同的滋长有以致之”。他说:

 

“法律”是最讲逻辑的。因而个个律师都是逻辑专家;而律师在西方社会里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今日的英美法苏——那还了得!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的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西方就适得其反了。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展愈细密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注释23

 

先生的说法也许多少忽略了一国政治形态对于逻辑学发育的影响,例如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对于演说、辩论的讲求,就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逻辑学的发展。不过,说法庭之上是否讲求法律至上、遵循逻辑规范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却毫无疑问。

 

眼下全国司法界正在“大学习、大讨论”,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贯彻“三个至上”学说: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报章连篇累牍,会议连绵不绝,最高法院甚至还组成宣讲团在全国巡回宣讲。我对此感到很困惑,因为这“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尤其是把它运用到司法领域时,这样的逻辑困难会给司法界带来某些混乱。

 

很明显,所谓“至上”,便是最高的准则。至上有其惟一性,不可以有多个准则一块儿至高无上。好比在一个家庭里,假如有一个人说话具有最终极的权威,那么就不可能是公公的意志至上,婆婆的意志同样至上,媳妇的意志还是至上。又好比奥运会比赛,冠军只能有一个。一下子出现三个冠军就摆不好——领奖台齐平,同时奏三个不同国家的国歌,岂不是乱了套,或者用时髦的说法,就要“俯卧撑”,或者如正龙拍虎一般扑朔迷离!因此,如果党的事业、人民利益以及宪法法律是具有不同内容、相互区别的三个事物,那么我们必须给出一个顺序,按照法律界熟悉的说法,要对于三者的效力位阶作出安排。例如,或许可以如此表达:当法官处理案件时,需要对于上述三者进行考察,当三者统一时,应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判决;当三者有矛盾时,应将人民利益置于宪法法律之上,将党的事业置于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在效力位阶上,党的事业最高,人民利益次之,宪法法律再次之。

 

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了,但是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下却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官方一贯的话语模式,在我国,这三者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里明确地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一次领导人的讲话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加强党的领导同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中册页943-4)既然三者之间毫无区别,那么不厌其烦地把三者并举,而且要“三个至上”,岂非修辞上的同语反复?

 

问题的困难还在于,如果用“三个至上”作为指导司法的准则,那么司法官员就必须在每一个案件里对于三者作出辨析,要时时分析,怎样的判决不损害党的事业,怎样的判决符合人民利益,当然还需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对于我们的数量在20万以上的法官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大难题。对于什么是党的事业,什么是人民利益,不同的法官也许在理解上会有很大差异。张志新对于“文革”提出异议,她的观点尽管与当时的党中央决策完全矛盾,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她的主张得到采纳,党的事业就会得到维护。当时的司法机关判处张志新死刑,这种表面看来符合中央要求的做法,最终证明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再说人民利益,所有的诉讼都存在着对立的利益诉求,农民状告县政府违反土地承包合同,“最牛钉子户”因补偿不合理拒绝拆迁,提款机出问题许霆飙取17万先被判刑无期后来又改为5年徒刑,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要求颁发毕业证先胜而后输……究竟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判谁胜诉算是“人民利益至上”?如果放开手让不同的法院、每一个法官都按照各自对于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的理解而不是严格地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则去办案,这个国家的司法岂不是要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燕瘦环肥,五花八门?

 

自己越想越不解,“一事不知,士之耻也。”遵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教导,提出上述疑问,尚祈高人为我释疑解惑,则幸甚。

 

2008-8-21

4月30日

(授权转载)面向乞丐的心灵 / 萧瀚

本文得到作者授权转载,其他人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面向乞丐的心灵

 

萧瀚

 

各国历史上都留下一些关于名人与乞丐之间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人们无法知道某个具体的乞丐何以成为乞丐,却大约能知道这些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他们有着某些同构的心灵特质。

 

托尔斯泰

 

一回,托尔斯泰在彼得堡的街上,遇到一个乞丐向他讨钱,托尔斯泰立刻准备掏钱给他,这时一位路人过来对托尔斯泰说:“别上当,他是个骗子。”托尔斯泰大怒,说:“我不是施舍给他,是施舍给人道主义!”

 

屠格涅夫

 

很多年前,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乞丐》,被他的悲悯深深而永久地震撼,我就不说什么,还是由他自己来说吧:

 

“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乞丐--一个衰弱的老人档住了我。红肿的、流着泪水的眼睛,发青的嘴唇,粗糙、褴褛的衣服,龌龊的伤口……呵,贫穷把这个不幸的人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乞求帮助。我伸手搜索自己身上所有口袋……。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怀表,甚至连一块手帕也没有……。我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但乞丐在等待着……他伸出来的手,微微地摆动着和颤动着。我惘然无措,惶惑不安,紧紧地握了握这只肮脏的、发抖的手……。”

 

“‘请别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有带,兄弟。’”

 

“乞丐那对红肿的眼睛凝视着我;他发青的嘴唇微笑了一下---接着,他也照样紧握了我的变得冷起来的手指。‘那儿的话,兄弟’,他吃力地说道,‘这也应当谢谢啦。这也是一种施舍啊,兄弟。’”

 

“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

 

雨果

 

雨果在街上遇到一个盲丐,向他要钱,雨果说:“我也很穷,没有钱给你。”接着雨果拿出纸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放在乞丐身边。过往路人见之,感动之,纷纷解囊施舍,那纸上写着:

 

“春天就要来到,可我看不见她。”

 

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在乡下散步的时候,老是禁不住乡下孩子们的哀求,掏钱给人。时间一久,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慷慨,还掌握了他散步的时间和行走路线,常常等在路上要钱。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塔尼耶夫和卡西金很反对他对孩子们的溺爱,所以总是劝阻他。柴可夫斯基也认为这样是在毒化孩子们,但是他总是忍不住要给他们钱。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散步的时候另选路线,专往那些布满荆棘之地去,结果还是被孩子们逮个正着,他也还是忍不住施舍的诱惑,将口袋掏空。

 

贝多芬

 

一个寒冷的冬夜,漫天飞雪,贝多芬在街上遇到一个老乞丐在讨钱,路人大多漠然而去。贝多芬走到老乞丐跟前,想给他点钱,结果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带。贝多芬很尴尬,只好说:“对不起,我也没有钱。”乞丐对贝多芬深鞠一躬,说;“谢谢您。”贝多芬很惊讶:“我没给你钱,你为何还谢我?”乞丐说:“你虽然没能给我钱,但你给了我温暖,给我了尊重。”

 

莫扎特

 

有一次,莫扎特在维也纳的街头,遇上一个乞丐向他要钱,还暗示他们有亲戚关系,莫扎特很高兴,但是没给他钱,而是把他带到附近一家咖啡馆一起喝咖啡。莫扎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要了纸笔,涂涂画画,一会儿一首小步舞曲和三重奏就出炉了,写完交给乞丐,另修书一封,让乞丐去找一位出版商。

 

乞丐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了五几尼的金币。

 

类似故事当然还有很多。这些故事都指向这些伟人们的同一个心灵特征,就是怜悯。屠格涅夫和贝多芬遇到的是同一种尴尬,也得到了同一种感动的回报。怜悯是一种设身处地的能力,对他人的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真正具有悲悯能力的人,首先会尊重伊要帮助的对象,其次才是心灵之外的帮助,物质性的帮助只是怜悯的必然产物。

 

这些故事也都告诉人们,在面对乞丐或者求助者的时候,有没有物质性的帮助往往并非根本,根本的是要在内心深处有帮助的诚意。有些人在主动帮助别人时,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反感。究其原因,往往在于,助人者唯有助人之物,却无助人之心,助人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优越感,而被帮助者往往比平时更敏感,因此也更脆弱,一点点委屈都吃不消。伊感到了一种屈辱,一种不平等。虽然乞丐为获帮助,忍受着施舍者与路人对他们的人格践踏——这几乎已经成为这种身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当他们获得尊重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备感珍惜,这是他们不敢奢望的,于他们更为珍贵。

 

真正的怜悯是与被怜悯者平等的,对他人的怜悯本质上也是对自己的怜悯。它不是高高在上、傲慢的给予,而是在给予之中获得良心的安宁,正是这一施一取,施舍者与被施舍者达到了彼此人格的平等,这就是托尔斯泰所谓“施舍给人道主义”的含义。

 

怜悯,也就是儒家的民胞物与、基督教的愛、佛家的慈悲,有这种心灵特质的人很多,我见过就不少。有了它未必都能成伟人,但可以肯定,没有它,绝不可能成伟人。

 

                                                                              2008年3月3日於追遠堂